丨钟伟(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考虑到2022年是在2021年实现建党以来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党的二十大的召开之年，在这样的转折之年，也许将经济增速维持在5%-6%之间，避免大起大落、持续改善民生、守住风险底线较为适宜。 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或将同比呈现逐季走高之势，环比则可能以二季度为低点然后有所改善。通胀则可能呈PPI总体回落、CPI总体抬升、核心通胀率并不太高的搭配。 2022年中国经济稳字当头，意味着合理的经济增速必须得到维持，这也是继2014和2018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再次明确该中心任务。中国无论在货币、财政还是产业政策，都还有很大的斡旋余地。 2022年稳字当头何谓稳？ 自新冠疫情暴发至今，全球经济动荡不定，疫情诡谲多变，世界经济复苏起起伏伏。在这样的局势下，中国出色和持续的疫情防控，赢得了经济企稳复苏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时机。2020年中国经济V型反弹，2021年增长则是前高后低，通胀有所抬头，服务型消费诸行业修复不充分。2022年中国经济承受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弱化三重压力。因此，2021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前召开，提前谋篇布局，将2022年中国经济定义为“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这注定是个爬坡过坎、承前启后的一年。 稳字当头，怎样的经济运行可谓稳？
当我们讨论和“六稳、六保”相关的宏观政策时，也许需要了解“稳”的不同参照系及其不同政策含义。否则就可能引喻失义，对稳和不稳的整体把握会有所欠缺。 第一种稳，是维持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增长趋势。2010年之前，中国经济增速长期趋势线在约10%，此后转入中高速的高质量增长阶段，大致每五年增速收敛20%。其间除了2020年之外，四十多年来增长的低点出现在1990年前后，大约是4%，由此观察，尽管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但维持不低于4%，或者尽可能放缓节奏使其可控也许是必要的。 第二种稳，是参考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中国央行和大多数国际机构都认为，中国经济合理的潜在增速处于5%-6%之间，这也许可以视为2022年以及“十四五”期间可考虑的增长中枢。这是中国在中性宏观政策下，政府治理和资源配置可持续的合理增速。 第三种稳，是为实现2035远景目标，应适配的经济增速，大约是4.5%-5%之间。在不考虑人民币汇率因素的前提下，接近于5%的经济增速，可实现2035远景目标。此时可能出现中国经济体量接近甚至超越美国的情景。当然从国际经验看，一国迈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之后，往往本币升值因素对经济体量的放大也将起到更大作用。 第四种稳，是考虑中国赶超战略继续奏效的增速，至少应维持中美经济体量绝对差距不拉大的增速。2020年中国和美国的GDP分别为14.7万亿美元和20.9万亿美元，中国经济体量大约是美国的70%，那就意味着中国需维持比美国经济增速快50%的节奏。如果美国长期增速为2.4%，则中国经济增速应保持在3.6%以上，才能使中美经济的绝对差异不至于拉开。2021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尽管遭遇诸多内外部挑战，但中国仍处于战略机遇期。因此缩小和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仍是应有之意。 第五种稳，是维持社会民生大局稳定的增速，这就需要促进新增就业、实际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等其他更多指标的平衡。
何谓稳？不同的参照系给出的合理稳定的经济增速是不同的。考虑到2022年是在2021年实现建党以来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党的二十大的召开之年，在这样的转折之年，也许将经济增速维持在5%-6%之间，避免大起大落、持续改善民生、守住风险底线较为适宜。 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或将同比呈现逐季走高之势，环比则可能以二季度为低点然后有所改善。
通胀则可能呈PPI总体回落、CPI总体抬升、核心通胀率并不太高的搭配。
就业和收入形势则应能更直观地看到普罗大众的生计状况。2022年的西方经济则可能呈现疫情管控持续放松和美联储政策转向之下，经济增长先抑后扬、居民消费带动需求逐次复苏之势。中美之间经济增速的差异，可能呈胶着之势。 2022年中国经济稳字当头，意味着合理的经济增速必须得到维持，这也是继2014和2018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再次明确该中心任务。不同于寅吃卯粮、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一些西方国家政府，中国无论在货币、财政还是产业政策，都还有很大的斡旋余地。目前看来，宏观政策宜有充足的政策储备，以在恰当时刻加码经济维稳托底力度，产业政策则宜增加政策决策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做好长期和短期规划。局部和整体结构之间则宜进一步统筹协调。如中央财经委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所指，2022年经济工作“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这不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