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人口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反过来，经济发展也在影响人口的流向，甚至出生率。在各地陆续公布2021年人口数据之际，澎湃新闻梳理过去十年来31省区市的主要人口数据，试图编织“中国人口十年图谱”，供读者参考。 “对于人口流出地，也未见得是坏事，如果当地发展的产业经济总量存在局限，那么，人口的流出反而有利于提高人均水平。”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说道。 根据澎湃新闻梳理，已发布2021年人口数据的27个省份中，大约有一半省份去年常住人口为负增长。如果暂未发布数据的省份2021年基本延续此前趋势，那么2011年末至2021年末的10年间，常住人口负增长的省份有6个。 陆铭强调，只要经济开放的格局不变，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不停止，经济已经出现的在部分优势地区集中的趋势就仍然会演化下去，人口向这些地方集中的趋势就一定会出现。而在那些人口迁出的地区，经济总量及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相对缓慢，是需要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去给予支持的。 他也提醒，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且，现有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还未完全满足全国人口自由流动的状态。 澎湃新闻：在中国人口即将进入负增长的大背景下，人口是否会继续向发达区域集聚？如果人口进一步向发达地区流动，势必会有更多的区域出现常住人口减少。这会给区域经济带来什么影响？未来需要什么样的区域经济政策？ 陆铭：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全面实行了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由于当今世界的国际贸易是以海运和内河航运配合为主导的运输方式，因此，这种经济开放的格局，相对有利于沿海、沿长江的地区形成更好的发展条件。 趋势上看，经济确实是在向沿海的城市群，特别是向中心城市周围集聚。而在中西部和东北经济出现现代化的进程后，大量服务业的发展往中心城市、省会城市集中。
经济在集中的过程中，就一定会带来人口向着经济集中的地方流动，否则，经济发展的成果，就不能为那些地理条件相对较差的地方所分享。 换句话说，从地理等各方面条件不好的地方流动到各方面条件较好的地方，恰恰是这些流动人口分享现代经济成长成果的重要途径。
因此，只要经济开放的格局不变，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不停止，经济已经出现的在部分优势地区集中的趋势就仍然会演化下去，人口向这些地方集中的趋势就一定会出现。 当人口在向一些地区集中的时候，就一定会有一些地方成为人口流出的地区，主要是在中国的农村地区，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城市化的进程。对于农村地区而言，产业结构主要是农业、旅游业、自然资源业等，这些产业的经济总量是有限的，所以人口向外迁出未见得是坏事。 在那些人口迁出的地区，经济总量及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相对缓慢，是需要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去给予支持的。从地方经济发展角度，就要注重如何发展自己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产业，避免为盲目做大GDP而出现发展的产业违背当地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局面，否则，对地方经济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反而不利。
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除了要做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以外，也可以帮助人口流出地发展当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比如，适合发展农业的地方，要改进农业相关的基础设施、生产技术，适合发展旅游的地方，要发展与旅游产业相配套的基础设施。这样，能让经济向少数地区集中的同时，不至于演化成为特别大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
澎湃新闻：过去十年间，浙江的常住人口数量对安徽、湖北完成了反超，江苏对四川完成了反超，这种常住人口相对强势的增长，是否就与区域经济的集聚效应有关？ 陆铭：浙江和江苏这两个地方的人口增长量大，主要是因为经济发展依赖于地理条件所带来的结果。长三角地区是整个中国发展经济方面自然条件最好的地区。沿海地区本身比内陆地区发展条件要好，沿海地区内部也存在差异。长三角地区比京津冀地区和珠三角城市群的发展条件相对会更好。 这是因为长三角地区有长江黄金水道，使得长江中下游沿岸的城市，特别是江南的地区，能够有非常好的航运条件和运能，并与上海、宁波、舟山的港口相配合。因此，江苏和浙江人口的增长，其实就是借助于这种由得天独厚的条件带来的经济增长动能。同时，必须要看到，在江苏和浙江两个省份内部，也不完全是所有的地方都实现人口增长。苏北地区相对于苏南地区发展条件没有那么好，苏北部分城市的人口是负增长的。在浙江内部，越靠近杭州和宁波，人口越是呈现出正增长的趋势，远离的地方增长就相对较少。所以本质上来讲，仍然是自然地理综合经济地理作用的结果。 澎湃新闻：东三省常住人口近十年存在较明显的下滑，我们怎么看待这种人口的流动呢？ 陆铭：东北地区人口的负增长，本质上就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整个中国转向以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为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路径，由于这种经济发展高度开放，对于港口条件等高度依赖，而东北地区除了少数像大连这样的港口，其他地方的港口要结冰，有的省甚至完全没有出海口，加上东北地区也没有很好的内河航运的条件。综合而言，在发展外向型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方面，条件就会不如长三角和珠三角这样的地区。 另外，中国经济的起点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时期造就了东北经济的辉煌，改革开放以后，南方经济崛起的经济地理大变迁，引起了东北人口的流出。但也应该看到，流出的过程本身是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东北人口的流出地，实际上很多是农村和小县城，核心大城市的人口是增长的，比如沈阳、大连、长春，人口是正增长的。 还要注意到，即使从城市管辖范围来看是人口负增长的地区，它的中心城区的人口也是正增长的，比如哈尔滨。因此，东北的人口流出并不是处处都流出，而是“集中式收缩”，也就是说，总体上收缩，但它是向少数的大城市及中心城区去集中的，这其实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东北地区及部分人口流出地的角度，大家普遍担忧的是经济增速慢下来之后，在财政或税收、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可能存在资源不足，这些就得依靠财政转移支付来缓解压力。但对于人口流出地，也未见得是坏事，如果当地发展的产业经济总量存在局限，那么，人口的流出反而有利于提高人均水平。 但也必须承认，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再加上现有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还未完全满足全国人口自由流动的状态。从人口流动的结构角度来看，东北地区流出的大量是年轻人，留下来的更多是老年人，会给这个地区带来很大的养老压力，这也只有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加以解决。 另外就是国防安全问题，一些人口流出地区，可能是边境城市，那应该要保留一定的人口来保障国防安全。类似国防安全问题，就要特殊对待。可以通过国家的扶持，增进当地的生活质量、公共服务提供水平等等，来缓解人口流出的状态。但这种类型的城市，在中国所占的比重不高，属于一种特殊的情况。 澎湃新闻：安徽从2005年末到2010年末常住人口下降了163万，最近10年回升了约140万人。这是不是有一些经济因素在起作用？ 陆铭：安徽的地理位置，总体来讲，属于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大城市可以辐射到的地方，但它又在长三角城市群的外围。 安徽人口的增长主要在沿长江的长江都市带。皖北和皖南相对不适合发展大规模的制造业，人口也存在负增长。因此，人口的流入流出与地理条件有显著的关系。每一个省内部都有人口流入的核心地区，通常地理条件较好，比如沿海沿江，或者省会城市、大城市及周围城市，比如安徽的合肥，它们的人口是正增长的。如果既远离沿海，远离沿江，又不是核心城市及周边地区，基本上就是人口负增长。广东也是这样，珠三角地区的核心城市是人口正增长，但粤北、粤西、粤东边缘地区也存在人口的负增长。 澎湃新闻：您怎么看一些地方出现的“抢人”情况？ 陆铭：近年来，有一些地区的确出现“抢人”的情况。我个人认为，“抢人”能不能成功，本身仍然是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是否有增长动能的结果。如果一个地方具有产业集聚的可能性，那么人口就可以增长，但如果一个地方产业集聚是缺乏条件的，那么人口就是负增长。人口是流动的，给定一个国家的总人口，只要有地方人口是流入的，那么就一定有地方是流出的。 从全国大的格局角度来讲，人口在向沿海地区、沿江地区(主要是沿长江地区)、中心城市集中；在部分中小城市，甚至人口负增长的地区，人口更加向中心城区集中，从人口普查的数据中能够看到这样的趋势。从个案角度来讲，有一些地方，哪怕是传统的农村地区或小县城，如果真的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产业并且发展良好，那么也可以在局部出现人口的集聚，或者说正增长。个案和大规律是完全可以并存的。 而在比如成都、西安等城市，出现了“抢人”的情况，就需要考虑是否与经济发展的机遇相吻合。另外，“抢人”用什么样的手段也很重要，是用公共服务向“想抢”的人去倾斜，还是在公共服务均等化上做更多的努力，比如取消传统存在的对教育水平的歧视？我个人认为，从市场经济的发展角度来讲，应该要更加注重后者，更注重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从吸引人口的角度，在积分制度的改革方面，国家也明确提出了改革的方向，要让积分落户制度实现以常住年限和社保缴纳年限为主要标准，而逐渐降低甚至取消教育水平本身对积分落户产生的歧视作用。当前的一些“抢人”政策，反而可能会加强对外来人口中学历不高的这部分人群的歧视，这个是应该防止的。 当前已经从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人民越来越向往一个城市的综合生活质量。所以如果真正要“抢人”，不如把一个地方的空气质量、公共服务水平、治理水平、办事效率等各方面进行改善，这才是真正的“抢人”，用生活质量“抢人”，而不是像前些年出现的情况，给某些特定的人群补贴或优先落户的机会。否则，有可能反而是加大歧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