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赫尔穆特·安赫尔(Helmut K. Anheier)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拉斯金公共事务学院社会福利访问教授、柏林赫梯政府学院社会学教授；爱德华·克努德森(Edward L. Knudsen)柏林赫梯政府学院副研究员。 2022 年，德国将适应由 16 年多来的首位新总理的治理。但这并不意味着默克尔的时代结束了。
德国人以及欧洲人将继承她的遗产，而尽管她几乎被普遍称赞为坚定的领导者，但历史最终可能不会对她那么好。 在世界正在经历快速的、根本性的变化的时代，德国和欧洲都未能制定决定性的新路线。尽管默克尔避免了多次灾难，但她的谨慎可能加剧了许多其他问题，例如希腊金融危机。此外，许多缓慢发展的危机——例如德国的人口挑战、技术停滞、气候变化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都被放任恶化。 平心而论，未来历史学家会强调默克尔可靠的危机管理、她谨慎的领导风格以及她在做出决定之前听取各方意见的习惯。然而，事后看来，很显然她也只是盲人王国中的女王。在欧洲被一个又一个紧急情况所包围的时候，她的脱颖而出不是因为她自己的远见，而是因为她周围缺乏领导力。 默克尔没有政治远见。她勉强击败社会民主党前总理施罗德开始担任总理，从未尝试过她和基督教民主联盟在 2005 年竞选活动中所承诺的大刀阔斧的自由化改革。无论是选举计算的结果，还是真正缺乏意识形态承诺，她的其余政治生涯都严重缺乏战略雄心。 她在欧洲的角色也是如此。尽管被誉为欧洲完人，但她处理危机的方法常常会暴露出欧盟缺乏团结。她经常在没有咨询或不让盟友参与的情况下做出单边决定，例如放弃核能和支持北溪 2 号天然气管道——绕过波兰和乌克兰的俄罗斯到德国的天然气管道，使它们更容易受到克里姆林宫的压力。
此外，在多次欧元区危机中，默克尔只是勉强保持欧盟完好无损，而避开了使变得更加稳定和平等所需的各种变革。 在许多方面，她可靠但缺乏远见的领导代表了普遍存在于整个战后时期的悖论的延续。长期以来，德国一直更喜欢阿登纳的著名竞选口号“没有实验”(或默克尔的“你了解我”)中所表达的那种非威胁性的领导。在德国人看来，另一种选择是采取法国总统马克龙那样的政治冒险，或者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允许英国脱欧公投时所展现的边缘政策。 尽管德国渴望进步，也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但它回避大胆的变革。阿登纳、科尔和默克尔(他们共执政 46 年)的总理生涯体现了德国人对政治稳定的渴望，这种渴望在 1910-1950 年的动荡之后根深蒂固。战后不那么厌恶风险的总理，如布兰特和施罗德，任期很难超过一届。 结果是德国无法维持长期改革计划。
“如果它没有坏，就不要修理它”这句话总结了普遍的态度。当改变方向的需要不可抗拒时，德国人遵循了朱塞佩·托马西·迪·兰佩杜萨 (Giuseppe Tomasi di Lampedusa) 的小说《豹》(The Leopard) 中 坦克雷蒂·法尔康内里(Tancredi Falconeri)所 阐述的原则：“当我们想让事情保持原状，事情就必须改变。” 事实上，德国的政治中心认为它已经生活在可能的最好世界中。 这种态度表现为集体否认和惰性的结合，由国家的联邦制(中央政府与 16 个规模和经济产出差异很大的州的政府之间的复杂平衡)和早已落后于二十一世纪的公共行政系统维持。 前方的路 尽管存在停滞的趋势，但德国在默克尔的领导下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 在她的领导下，整体失业率从 2005 年的 11% 以上下降到 2019 年的略高于 3%。 虽然其中一些是施罗德发起的 哈茨 IV(Hartz IV) 劳动力市场改革的结果，但默克尔成功地主导了劳动力市场的收紧 并且保持增长高于许多德国的欧洲同胞(但仍低于美国)。 然而，整体增长和失业率数据掩盖了更黑暗的画面。 在今天的德国，五分之一儿童在贫困中长大。 社会流动性是经合组织中最低的。 不平等加剧，现在 10% 的人口拥有 56% 的财富，而底层的一半人口仅拥有 1.3%。 在国际方面，德国对整个欧盟输出了有害的紧缩政策，阻碍了南欧大部分地区的增长并降低了生活水平。 在国内，德国未能为未来做好准备。据经合组织的数字化指数，德国落后于许多同列。公共投资也落后于其他欧洲国家，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德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居高不下。德国世界领先的贸易顺差导致宏观经济严重失衡，可能危及本已脆弱的欧元区，间接危及德国自身的长期经济利益。 德国因此受到“改革”(Reformstau)的影响，举措积压严重，要么面临长期的落实延期，要么尚未颁布。
这个问题不仅体现在公共行政和数字化中，还体现在气候行动、基础设施、教育和社会关怀中。所有这些领域的改革都受到阻碍，不是因为缺乏资金——德国在 新冠疫情之前一直保持预算盈余，并且仍然可以以负利率借款——而是因为缺乏挑战既定利益和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的政治意愿。 德国迫切需要前瞻性的战略决策。新政府必须带来焕然一新的领导风格，以摆脱自满和自矜。德国必须投资于数字化和气候行动，通过支持对欧盟债务国进行更多投资来稳定欧元区，并与其欧洲伙伴一起制定连贯的外交政策。 这并不容易。在气候行动、数字化和社会关怀方面增加支出将遇到所谓的“债务刹车”(平衡预算要求)的障碍。但这些规则可以修改和调整，以允许更大的投资。同样，虽然更灵活的欧元区政策将面临政治阻力，但德国财政部已经表明，在适当的情况下，欧盟联合债务是可能的。 最后，在欧盟内部制定有凝聚力的外交政策永远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在涉及大幅增加防务之处时。 但日益加剧的国际紧张局势让欧洲别无选择，只能更多地关注欧洲以外的世界。 下一届德国政府必须表明它愿意正面应对这些挑战。否则德国将迎来又一个停滞期，这是德国和欧洲都无法承受的。 (本文作者介绍：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称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专栏”，作者来自全球顶级经济学者、诺奖得主、政界领袖，主题包括全球政治、经济、科学与文化塑造者的观点，为全球读者提供来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创文章、最具深度的评论，为解读“变动中的世界”提供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