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稳增长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最近深圳、北京等地开始尝试发放消费券，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加紧部署稳消费的政策举措。新时期稳增长政策，须适应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变化，在继续重视稳投资的同时，战略性地重视稳消费。 事实上，最近几年消费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来看，2008年，最终消费对中国GDP增长贡献率为44%，而资本形成总额的GDP贡献率为53.3%；到2021年，最终消费的GDP增长贡献率已经升至65.4%，而资本形成总额的GDP增长贡献率降至20.9%，中国经济已经悄然进入了以消费为主要需求动力的时代。 图1 三大需求对中国GDP增长贡献率对比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万博新经济研究院 在四十多年来的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投资一直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近十年以来，情况正在发生变化。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到2021年这一比例已经达到64.72%，标志着中国快速城镇化的高峰阶段已过；到2021年，中国制造业占GDP比重为27.4%，同期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已经达到53.3%，标志着中国快速工业化的高峰阶段已过。
在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虽然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依然很重要，但是继续靠投资来稳增长的边际效果已经递减。
图2 2020年各国固定资本形成占GDP比重的对比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万博新经济研究院 从新增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来看，2020年美国、欧元区、日本、加拿大和印度分别为21.38%、21.89%、25.30%、23.26%和27.09%，同期中国这一比值为42.88%。按照经济发展演进的自然规律，中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未来将不可避免地向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比值靠拢，如果未来10年、20年或者更长时间内，中国GDP中投资占比从当前的40%以上逐渐下降到20%的水平，新增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从现在的每年五、六十万亿，下降到每年三、四十万亿是大势所趋——投资增速未来阶段性的下降甚至负增长不可避免，其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甚至可能阶段性为负，对此我们的统计部门、决策部门有没有前瞻性准备？ 一个国家的经济从以投资为主要增长动力，逐步切换到以消费为主要增长动力，增长动力结构的变化必然需要相应的经济管理观念变化。否则，就必然会拿起过时的稳增长的工具，来应对新时期的问题，就像谚语所说的那样，“手里有一把锤子，看什么都像钉子”，又如同用烧锅炉的思路来应对电机的故障，可能旧问题没有解决，又持续带来新的问题。 值得重视的是，在投资增长空间受限的同时，中国消费的长期巨大增长空间已经开启。从最终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来看，2020年最终消费在美国GDP中所占的比重达到81.73%，德国达到73.13%，加拿大达到79.81%，日本达到74.48%，印度达到71.08%，后工业阶段的经济体大都是以消费为主的增长动力结构，中国目前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为54.82%，未来也将逐步提高到70%-80%。 图3 2020年各国消费占GDP比重的对比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万博新经济研究院 从投资驱动的稳增长促进机制，切换到以消费驱动的稳增长机制，应更注重影响消费增长的经济变量，依靠新的经济杠杆和政策手段来促销费稳增长。 首先，要多管齐下，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既要提高工资和劳务性收入，也要注重股市等财产性收入，特定时期的消费券和消费补贴也十分重要。 其次，要解放思想，用好利率杠杆。疫情冲击下，中国居民收入增速有所下滑，但家庭储蓄还在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过高的储蓄率挤压了消费。同时，居民的债务成本也制约了消费增长，考虑到当前中国居民住房按揭贷款规模达到40万亿元，贷款利率降低一个百分点，就可以为居民减轻数千亿元的利息负担用于增加消费，合理的降息对当下中国经济稳消费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促消费还要继续强化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改善预期。 最后，稳住老消费，重视新消费。
油盐酱醋、服装、家电等传统消费，需求有刚性，增长空间有限，而以新能源汽车、电子消费品、文化娱乐、信息传媒、高端服务等为代表的新消费，需求弹性大，增长空间广阔，政府出台稳消费的政策重点，应该稳住老消费的基础上，更加重视促进新消费增长。 总之，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结构已经开始深度转型，更多靠最终消费拉动，即是历史趋势，也是重大机遇。中国有着全球第二、即将成为第一的巨大消费市场，这是我们打造以消费为主要需求动力的新增长结构的最大底气和优势。
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个转变的必然性和紧迫性，及时转变观念，顺势而为地改变相关政策和机制，及时调整发力方向，在继续重视稳投资的同时，更加重视稳消费，稳增长政策才能取得更快、更持有的经济效果，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才能加快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