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出现了高通胀。表现在PPI全年高达8.1%，按月度看，12月上升到10.3%。这个高通胀是哪些因素导致的？我认为有外部输入的因素，但是对中国的情况而言，以内部因素为主。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可以看到，在刚才讲到的能源和原材料供应短缺的情况下，煤炭价格领涨PPI增长，有些月份煤炭价格上涨超过200%，整个煤炭行业全年出厂价格上涨45%，领涨了工业品价格。这种情况引发了价格上涨的连锁反应。
另外一个因素，2020年的M2增长10.1%，超过GDP增长7.8个百分点。10.1%总体来看不算太高，但是2020年GDP只有2.3%的增长率。M2超了那么多，它可能对通胀带来了一定的滞后效应，通过一段时间的迟滞反映到价值指数上。 因此，从这些情况来看，我认为未来的宏观政策需要保持审慎。我们的宏观政策需要和结构政策相协调。
既然经济持续下行是结构失衡导致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刺激于事无补，而且会加剧失衡，扩大金融风险。 最近几年实体经济增长缓慢，有人说货币供应还是不够，贷款还是发少了，还要多发，因为实体经济还存在融资难的问题。
融资难的问题是怎么来的？除了一些结构性问题，比如小微企业融资难，这是体制和结构问题造成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即贷款大量流向房地产业，房地产业吸纳了全国贷款非常大的一个部分。在这种情况下，要解决实体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是不是靠松信贷就能解决？我认为难以解决。需要解决的是体制上的问题，也包括土地和房地产市场存在的体制问题。 另外，关于政府投资，目前基础设施投资的空间已经相当有限了，我们该建的基础设施建得差不多了，进一步的过量投资会导致效益恶化，债务负担加重，并且会挤压居民消费，不利于未来的内需改善。 我们的投资和消费结构有待于继续调整。在我看来，消费率需要至少恢复到60%以上，比较理想的状况应该是在65%到67%这个区间。投资率要降回到30%到40%之间的区间。 未来要改善内需，恢复增长的动力，要让消费带动内需的潜力发挥出来，需要什么条件？我想突出的一点，就是有赖于政府的支出结构转变，着力改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