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各大地区中，东南亚很长时间里可能都是最不被重视的。说来令人难以置信，“东南亚”(Southeast Asia)一词，直到太平洋(3.260, 0.00, 0.00%)战争期间才出现，而将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性研究的第一部论著，直到1944年才问世。即便在30年后东南亚已引起世人注目之际，日本学者丸山静雄仍然感叹：“在世界的后进区域之中，再没有像东南亚那样混乱的区域，它是变化多端而又不统一的。” 在那些年里，可能很少人会想到，这里竟会出现经济奇迹。前些年，亚洲的私人财富规模与投资规模自近代以来首次超越了欧洲，而对很多人来说，东南亚就是了解亚洲财富的最好切入点之一。如今，整个东南亚人口约6.5亿，将近中国的一半，去年GDP刚突破3万亿美元，约为中国的五分之一，看似规模并不很大，但它位于从中日韩到印度这一全球发展最快的弧带的枢纽位置，可说是整个亚洲经济版图中最活跃、最有希望的板块之一。 尽管被推到了舞台的聚光灯下，但东南亚对许多外部观察者来说仍然是个谜。起初，他们困惑于这样一个混乱、破碎的地带竟能孕育经济繁荣，而当这一繁荣成真之后，他们又困惑于这种经济成长催生的都市精英未能松动国家机构的角色和权力。这至少表明一点：东南亚的现代化道路有其自身内在的动力，并没有按照西方国家的教科书发展。 英国学者迈克尔·瓦提裘提斯自1979年第一次抵达东南亚，在那里生活、观察了40年之久，在他看来，这个热带世外桃源在很多方面都没有也不会按西方的普遍预期演进。经济繁荣及其受益的都市精英，更有效地支撑着强大的国家力量，因为正是这些精英长期独占着权力与资源，形成一种共谋结构。由于权力的基础并未扩展到所有人民，身处底层和边缘的群体开始觉醒，希望自己的需求在一个更广泛包容的框架下得到满足，而当他们无法在现有体制下实现愿望时，冲突就出现了。然而，当权者并不愿意就此放松，反而利用危险的社会裂痕来防止自身权力流失。 本书的原书名直译是《血与丝：现代东南亚的权力与冲突》，“血”就是指这种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权力博弈，而“丝”则代表贸易与财富，也隐指与中国联结的“海上丝绸之路”。与那个诗意的“季风吹拂下的土地”相比，这才是真正的主题：一个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的变革却相形滞后，造成了一种难以平息又危机四伏的内在紧张感。 这是一个很难让人轻松得起来的转折时代。多少个世纪以来，动态多元性一直是东南亚社会的底色，支撑着一个微妙的平衡局面，不同种族、宗教和文化的群体得以和谐共存，避免了在欧洲和中东那种可悲的偏执分裂局面，然而如今，随着现代化加剧了阶层和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和多元混合带来的爆炸性威力，不同板块嘎嘎作响，原先那种稳定眼看着已岌岌可危。 凭借着生活的本能，东南亚人清楚地知道这一点。熟悉东西方情感的马来西亚华人作家欧大旭发现，东南亚不想回忆过去，虽然也关心未来，但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还是现在：“过去是痛苦的，现在是轻松的，这是实际的问题：他们只想好好过生活。”甚至由于前景也日渐不那么明朗，人们有越来越多的理由对未来感到担忧，就像本书所言，“乐天的西方人全都期待东南亚区域的绚烂与成长，看好它的耀眼未来，而焦虑的东南亚人，无论富有或贫穷，都担心着潜伏的灾难”。
虽然东南亚无疑有其特殊性，但这一幕在很大程度上像是19世纪末欧洲的重演：长期的和平繁荣带来了财富的增长和进步的许诺，但却在不同国家、民族、阶层之间造成了一种日益失衡的局面，而当更多底层人也想起身获取自己应得的权利时，看到的却是一个牢不可破的权力结构，这当然难免会带来夹杂着愤怒、沮丧、挫败和不满的复杂情绪。只不过有些国家走向不可妥协的冲突(如俄国)，有些国家如英国，则能认清形势，身段更柔软地做出回应并逐步赋权，顺利过渡。 东南亚如果说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传统上处理对立与冲突的方式比较特殊：考虑到“面子”，人们发展出复杂的回避冲突机制，一如本书中一针见血指出的，“问题不只是为了避免冲突以保留颜面，更在于利用恐惧与胁迫来抑制冲突”，这既给社会带来了稳定，却也使问题拖到更难解决的地步。虽然这保全了颜面，但回避、抑制毕竟并不能真正解决冲突，只是装作它不存在，迫使它处于一种地下的闷燃状态。 为什么这样一种状况能得以维持？根本原因在于：少数精英打造了一个民众低参与度的社会结构，殖民时代从他国输入劳动人口的传统强化了这种特质，使统治者得以专注于控制劳力成本，以便限制社会垂直与水平流动的程度。事实上，华人在东南亚的成功就有赖于此，美国学者约翰·卡迪在其名著《东南亚历史发展》中早就曾指出，华人“经营工商业的优越能力和他们的宗族团结精神相结合，对于印度尼西亚人要插足商业来说，构成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事实上，“多元社会”的概念最初就是这么来的。英国殖民官约翰·弗尼瓦尔在英军1948年撤离缅甸时出版的开创性著作《殖民政策与实务》中完整地描述了这个概念，主张人们“来往但不融合”。现在我们通常会把“多元社会”理解为一种健康的多元化形式，不同理念、文化、血缘的群体都能保有自己的身份认同，融洽相处，但设想一下，如果没有一个保障平等权利的法律框架，那么这样一个各行其是的分裂社会，就很容易被权力机制所支配。 由此可以回答本书所探究的一个主要问题：“如此大量的资本与产值，为何始终无法促进社会或经济平等、正义与自由？”答案或许是：经济繁荣并不必然带来平等，除非调整社会的权力结构和随之而来的再分配机制。
这个道理其实并不难懂，难的是怎么去做，因为东南亚仍然保留着传统政治中对权力的那种理解：它是一种绝对属性，要么就有，要么就没有，因而无权就丧失一切。这当然会促使人们尽一切办法抓紧权力，通过那种相对稳固、基础狭隘且排外的小圈子来统治国家，而不愿意根据下位者的意愿移交或修正权力。 这就是后发国家的诅咒：政治体制未能顺应经济增长来做出调整，日渐成为一件紧身衣，但要压抑身体发育是不现实的，于是这种紧绷感始终挥之不去，表现为一种低烈度的危机四伏。这并不仅仅意味着更多原本边缘的群体也渴望分享经济繁荣，还意味着重新界定社会对平等、正义等一系列理念的理解，达成新的共识。简言之，改革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改革来解决。
如果不能顺势而为地扩大民众参与，那很可能就会助长一种极端情绪，促使那些陷入绝望的人采取更激烈的做法。就像那句柬埔寨谚语所暗示的：“河水高涨时，鱼吃蚂蚁；低潮时，蚂蚁吃鱼。”到头来，当褊狭、憎恨伴随极端主义而来，就有可能不仅摧毁人们所珍惜的多元社会，转向排外和倒退，还有可能终结多少年来的经济繁荣。此时，只有坚定而又灵活地调适，才能蜕变重生，进一步释放全社会的经济活力。 在《东南亚的贸易时代》一书中，安东尼·瑞德曾在回顾历史时告诫：东南亚在近代初期那200多年里的繁荣，取决于开放和包容，但当17世纪中后期它对国际时代的依赖退却，对外部世界不再信任时，那个时代就此渐渐落幕，“贸易时代最明显也是最深刻的变化发生在宗教和思想领域”。这是一个值得吸取的教训：在时代的十字路口，只有向前走，才能看见希望，而最有希望的变革，就是人们在思想上的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