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我国人口增长数量创下数十年以来的新低。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1月17日召开的2021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表示，2021年人口比上年末增加48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7.52‰；死亡人口1014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18‰；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 “我国2021年总的人口增长为48万，原因是出生人口较上一年明显下降。不出意外的话，2022年或2023年，我国的总人口将达到顶峰。”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舸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她表示，导致我国出生人口下跌的原因包括：育龄高峰期妇女人数下降、生育成本和抚养负担不小、疫情的影响等。尤其是疫情导致人们对未来的收入预期下降，很多人可能会推迟生育计划。 0.34‰的自然增长率，意味着人口“零增长”已经逼近。如何进一步促进人们的生育意愿？ 山东社会科学院人口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崔树义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促进人们的生育意愿，需要“从一孩开始”。“我国已经出台不少刺激生育的政策，但在宣传教育这一块，还没有完全跟上。另外，更重要的是要从社会经济政策方面做进一步调整，切实减轻生育给个体带来的压力。” 2021年人口净增长48万 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70年前后，我国每年人口增长约2000万人；1974年到1999年，我国人口增长在1000万-1800万人之间，仍然保持较高增量；进入21世纪，尽管人口增长有一定波动，但2000年到2018年，每年人口增长仍然在500万以上。 不过，2019年，我国人口增长跌穿500万大关，为467万。2020年的人口增长为204万，这一数据在2021年再创新低。 宁吉喆在上述发布会上指出。2021年，我国人口保持了平稳增长。2021年末，全国人口14.13亿人。其中，出生人口1062万人，死亡人口首次达到千万级，人口净增长48万。 为何人口增长快速下跌？ 宁吉喆指出，首先是育龄妇女人数持续减少。2021年，15-49岁育龄妇女比上年减少约500万人，其中21-35岁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妇女减少约300万人。其次，是生育水平继续下降。近年来，生育观念有所变化，婚育年龄也在推迟，加上一些生育成本提高方面的因素，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有所降低。
第三，是新冠肺炎疫情在一定程度上也推迟了年轻人的婚育安排。 “国际上多项调查研究发现，疫情发生以来，多个国家和地区生育水平有所下降。2020年，日本出生人口比上年减少，韩国出生人口也比上年减少，中国还是增加的，就是增量在减少，总量没有减少。”宁吉喆指出。 不过，我国人口总量的“零增长”或者“负增长”将很快到来。 崔树义指出，2022年，我国或许就将迎来总人口的“零增长”，这比之前人口学界的预测要提前好几年。 我国死亡率整体波动不大，2008年以来一直都维持在7‰-7.5‰左右。
因此，人口“零增长”很明显是由出生人口减少导致的。人口专家指出，从目前来看，尚看不到出生人口数量持续降低这一势头的减缓或消失。 和人口持续负增长的日本相比，我国生育下降的压力不小。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近年来一直维持在1.3左右，甚至有小幅反弹。而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在2020年已经为1.3。 杨舸指出，日本也很长时间保持低生育率，最低曾经达到总和生育率1.1、1.2的水平，但是随着整体儿童福利机制的建立，人们的生育观念也逐步改变，因此生育率略有上升。
但我国另一个邻国韩国的生育率仍然很低。 “从人口预测的角度，如果没有发生大的调整，生育率其实是会继续保持。因此，我国的生育率偏低仍然是一个长期的趋势。”杨舸说。 宁吉喆也指出，人口增速放缓是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城镇化到一定阶段的客观结果。老龄化、少子化也是发达国家乃至一些新兴经济体普遍面临的问题。 促生育首先要促结婚 人口“零增长”或者“负增长”，或许还不是我国人口面临最关键的问题。对我国经济影响更大的，是加速老龄化的人口结构。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基本稳定。2021年末，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8.82亿人，占总人口的62.5%；60岁及以上人口2.67亿人，占总人口的18.9%，65岁及以上人口2亿人，占总人口14.2%。 “未来一段时期，我国人口总量将保持在14亿人以上。”宁吉喆指出。 但是，杨舸表示，中国的出生人口高峰期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这一阶段的出生人口在目前逐步老龄化，因此未来十年我国的人口将迅速“老化”，不过之后老龄化的速度将趋缓。 1995年，我国仅有6.2%的人口在65岁以上，2000年这一数据在7.0%，2007年达到8.1%。2014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突破10%，达到10.1%，2020年达到13.5%，2021年为14.2%，人口年龄结构加速老龄化的趋势明显。 为了调整人口结构，应对老龄化，我国在2021年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并发布配套支持措施。 “我国生育政策调整之后，各地也出台许多鼓励和刺激生育的配套政策，但是目前来看效果不明显。我认为需要关注生育政策在人们心中的‘传递性’，因为现在很多地方已经习惯生育一孩，生育二孩或者三孩已经比较少了。”崔树义表示。 他认为，下一步，生育政策应该首先从促使人们生育一孩开始，因为很多人连一孩也不生了。
杨舸也表示，应该从“一孩”开始促进生育率。“促进‘一孩’生育，其实应该从恋爱、结婚等一系列的促进政策开始。首先要促进结婚的数量。” 如何促进？杨舸认为，应该在整个社会资源的分配方面向家庭倾斜。比如说，先从公租房、经济适用房的摇号向家庭倾斜，这体现了社会对家庭、婚姻的保护和支持。 另外，对于有怀孕需求的女性进一步求学、返回职场等，也需要一系列促进措施。 “这些措施使女性，特别是受过高水平教育的女性，能够比较安心去结婚生子，而不用担心这段经历对她未来发展造成影响。”杨舸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