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考虑到疫情冲击等因素，政府工作报告未提经济增速具体目标，我国经济实际增速为2.3%。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6%以上的目标，最终实现8.1%的增长，两年平均增长5.1%。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2年GDP增速目标为5.5%，略高于此前市场5%-5.5%的普遍预期。面对这一增长目标，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对新浪财经《睿见·Economy》表示，“是合理的，虽然有难度，但经过艰苦努力是可以达到的。”“只要不存在通货膨胀失控的危险， 只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就应该把经济增速定目标定的尽可能高一些”。 在对话中，余永定多次强调了“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作用，他指出，中国各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会，在市政设施领域的短缺依然十分严重，不存在投资饱和的问题。“提高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既能弥补有效需求不足，又有利于未来经济的增长，何乐而不为？” 此外，对于未来如何应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怎么看待“通胀”等问题，余永定在与新浪财经《睿见·Economy》对话时给出了答案。 以下为对话： 2022年GDP增速目标为5.5% 虽然有难度，但经过艰苦努力是可以达到 新浪财经《睿见·Economy》：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过去一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亮点是什么？可以给出怎样的评价？ 余永定：2021年中国成功控制了疫情实属不易，在2021年又取得了8.1%的增长实绩难能可贵。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如果扣除“基数效应”，中国经济实际上依然处于始于2010年第一季度的增速持续下跌的路径上。2021年还不能说中国经济增长路径已经发生转折。对于2022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应该抱有信心。 新浪财经《睿见·Economy》：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2年GDP增速目标为5.5%，您怎么看待5.5%这个数字？世界的经济走势又如何？ 余永定：我在2019年力主GDP增速保6%。由于2020年至今出现的疫情，中国可以略微降低2022年GDP增速目标。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2年GDP增速目标为5.5%，我认为是合理的，虽然有难度，但经过艰苦努力是可以达到的。确定5.5%的GDP增长目标可能标志着中国自2010年以来经济增速持续下滑的结束。 经济增速长期、持续下滑，就会因所谓“磁滞效应”导致增长潜力的下降。例如，长期失业的工人难以重新就业、团队解散后难以重新组织。听任经济增速下滑、听任投资增速下滑，不但当前经济增速会下降，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会因经济供给面增速的下降而下降。这种情况，与其说是经济增速不得不下降，不如说你认为它必然要下降，不去投资，结果经济增长潜力就真下降了。这是典型的“预期的自我实现”。 总之，只要不存在通货膨胀失控的危险，只要没有爆发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明显风险，我们就应该把经济增速目标定的尽可能高一些。我非常赞成政府超市场预期，把GDP增速目标定为5.5%。 至于世界经济增速，在不考虑黑天鹅事件的前提下，由于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升息，退出QE)和美国财政政策扩张度的下降，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能源价格上升，2022年世界经济增速会有所下降。
国际权威机构普遍预测2022年世界经济增速将比2021年有所下降。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一份《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将减速至4.1%。与2021年的5.5%相比，下调大约1.4%。虽然定量困难，但世界经济增速下降的大判断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提高基础设施投资增速 既能弥补有效需求不足，又有利于未来经济增长，何乐而不为？ 新浪财经《睿见·Economy》：中央经济工作指出，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未来如何应对三重压力？如何稳投资？稳消费？是否有优先级？ 余永定：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经济增长过程是总供给和总需求相互作用的过程。总需求由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进口-出口)三大部分构成。投资主要由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三个部分构成。
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是收入、利息率、资产价格、通胀预期和外部环境等诸多变量的函数，是由市场上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所决定的。 虽然政府政策在不同程度上能够影响这些变量，但对这些变量的影响能力是有限的。例如，通过发放消费券能够刺激消费，但作用有限且操作难度很大。更重要的是，消费主要受收入和收入预期的影响。例如，得到食品消费券，消费者节省了食品消费支出，但如果对未来收入预期不佳，消费者大概率会把省下的钱变为储蓄存款，而不是用于增加消费。目前的环境下，政府最能影响甚至直接控制的唯一宏观经济变量是基础设施投资。政府可以通过对基础设施投资增速的影响，影响固定资产投资(或资本形成)增速，并进而影响GDP增速，实现稳增长。 当然，强调提高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对2022年稳增长的重要作用，并不意味着无需努力增加居民消费。因为这不仅仅是稳定增长的需要，而且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需要，应该对因疫情而处于困境的低收入群体和中小企业提供必要救助 。 新浪财经《睿见·Economy》：有学者认为“投资贡献下降，稳投资不可持续，过去中国经济的确是投资驱动，但现在已经不是投资驱动，将来更不是。”您怎么看？ 余永定：如何看待基础设施投资的作用？经济增长是供给和需求相互作用的结果。就供给方而言，增长的动力是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技术进步；就需求方而言，是有效需求的增加。当经济增长受供给约束时， GDP增速取决于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决定的供给增速。在经济过热，供不应求时期，往往会出现物价的普遍上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常见的约束是需求约束。GDP增速取决于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出口-进口)三大部分构成的总需求。为了提高经济增速必须提高总需求的增速。相对于总需求中的消费、净出口以及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有较强的控制力。在经济不景气期间，政府可以通过各种政策手段支持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以创造“挤入效应”，带动各个领域的私人投资。 如果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过剩又当别论，但事实是：中国各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会，在市政设施领域的短缺依然十分严重，不存在投资饱和的问题。不仅如此，十四五规划提出推进“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面向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川藏铁路、西部陆海新通道、国家水网、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开发、星际探测、北斗产业化等重大工程，推进重大科研设施、重大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公共卫生应急保障、重大引调水、防洪减灾、送电输气、沿边沿江沿海交通等一批强基础、增功能、利长远的重大项目建设”。可见，无论是在传统的市政设施和交通运输领域还是在新基建领域，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都是极其巨大的。 基础设施投资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推动力，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制度优势，这种优势是不应轻易放弃的。从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来看，投资是消费的延迟，增加投资意味着同期消费的减少，但投资—消费的延迟可以通过经济增长为未来带来更多的消费。当然，凡事都有个度，不能走极端。投资率太高，也有很多弊端。但就中国这几年的情况来看，特别是考虑到经济增速下滑，消费需求不旺，提高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既能弥补有效需求不足，又有利于未来经济的增长，何乐而不为？当然，总结2008-2009年的经验教训，通过增加基础设施投资问题经济增长不能操之过急，除了必须事先有充分的项目准备之外，要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要注意改善基础设施投资融资结构的调整，要一方面防范风险，另一方面也要重视让地方政府、城投公司、银行和其他各类金融机构在基础设施融资过程中发挥应有作用。 应对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保持高度警惕 但不能过犹不及，因噎废食 新浪财经《睿见·Economy》：您之前在文章中谈到，“中国没有通货膨胀，甚至出现通货收缩”，但老百姓(35.420, -0.94, -2.59%)普遍感觉到物价上涨，生活成本上升，您怎么看？ 余永定：我的原话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处于低通胀甚至通货收缩状态。
例如， PPI(生产价格指数)在2012年3月连续54个月都是负增长，直到2021年前两个季度，我们的CPI和PPI都是不高的，平均来说 CPI在过去10多年大概不超过2%。2021年下半年物价，特别是PPI上涨较快，但最新的数字显示，目前在CPI继续保持低水平，而PPI则已经开始回落。”在此段文字之后我提到“没有通货膨胀，甚至出现通货收缩说明，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实际上是可以进一步的提高的”是就经济增长是否受到通胀制约而言的。并不是对当前通胀情况而言。 关于当前的通胀，我的看法是“CPI继续保持低水平，而PPI则已经开始回落。”但是我依然想强调，中国的通胀率在世界上一直是处于较低水平的。中国应该对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保持高度警惕，但不能过犹不及，因噎废食。经济增长是中国经济活力的源泉，没有足够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无法稳定物价和稳定金融。因而在增长和物价金融稳定之间的关系不是非此即彼。政府宏观经济政策要保持好两者之间的平衡。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天平应该向稳增长方向倾斜，应该全力保障GDP5.5%目标的实现。 由于地缘政治形势的风云突变，能源、原材料价格暴涨。这种情况肯定对中国国内的物价形势造成重要影响，但就全年情况而言，这种状况究竟会持续多久难于判断。需要强调的是，供给冲击造成的物价上涨不是紧缩财政、货币政策所能解决的。在这种情况下，实施紧缩政策，很可能导致经济陷入滞胀。 中国经济增速自2010年开始逐季度下滑，由12%左右下降到6%以下。
在经历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经济增速下滑是自然现象。但是，在十年之内经济增速下降一半是否是自然现象则很难说。在过去十年，中国的CPI始终保持在2%以下，PPI一度连续54个月负增长说明中国经济总体来说是处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一直维持比较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总之，我想强调的是，中国不应放松对通胀的警惕性。但就中国当前的情况来看，通货膨胀不是主要威胁，稳增长才是第一要务。增长了，收入提高了，广大消费者生活水平的提高才能有持久的保障。
